鲜于侁

庆历年间，鲜于侁任黟县县令。上任不久，就有好几张告一个姓汪的状子递到他的公案上。照状中所诉，每一条都是国法不容的罪行。鲜于优问县吏及衙役们：“我上任不久，就有这么多人来告汪某，汪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?”官吏及衙役们都说：“汪某是我们县的一个巨富，此人一贯在乡里横行霸道。”大家还七嘴八舌地讲述了汪某侵人田产、霸人妻女、害人性命、掠人财物的许多罪行。鲜于优非常气愤，说：“我一定要依法严惩他!”县吏们都说：“那可使不得。以前历任县令中，也有几个想惩治他，但汪某广有金银财宝，每次有什么事，他都出巨金到处打点行贿，结果不但没把他治了，反而被他扳倒了。还是别碰他吧，不然恐怕给自己带来后患。”鲜于优说：“朝廷派我们来作地方官，就是要我们为百姓作主。如果对汪某不闻不问，继续让其作恶，那就上对不起朝廷，下对不起百姓。”于是鲜于侁详实地调查了汪某的罪行，严厉地处治了这个大恶霸。汪某受惩罚，县里其他坏人也就收敛了。鲜于侁任绵州通判时，绵州地方官贪污成风，他们甚至连公家的柴炭、蔬菜、瓜果，都偷偷往家里拿。鲜于侁自己一丝一毫也不贪不占，郡中的官员们受到感动，也跟着学习，风气大有好转。在任利州转运判官时，利州有个叫周永懿的官员，仗着和朝中某权贵有点关系而贪横不法。鲜于侁先将此人的种种不法行为调查得清清楚楚，然后将其抓起来，押入牢中，并将其罪行详实申奏朝廷。和周永懿有点关系的那个权贵虽想为其开脱，但鲜于侁的奏章中将其罪行列得清清楚楚，有凭有证，也就无可奈何。于是鲜于侁将周永懿流放到了今湖南南方。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法，不少地方官员怕得罪王安石，不管自己所治理地区内具体情况如何，一律机械地照搬条文。鲜于侁在利州时，老百姓并不要求政府发放青苗钱，鲜于侁也不勉强他们。有人想借此打击鲜于侁，向王安石打了小报告，王安石很生气，专门派人责问。鲜于侁说：“青苗之法，老百姓要求办才给与，老百姓不自愿，哪能强迫他们呢?”他的话讲得很有理，王安石也就没再说什么。新法中有一项助役法，让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自报应交纳的助役钱。利州转运使李瑜定40万，鲜于侁说：“利州(今广元一带)地瘠民贫，交20万就行了。”李瑜不听，二人争辩无结果。他就都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了朝廷，神宗皇帝认为鲜于侁是对的，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鲜于侁办事很能干。在作永兴军判官时，万年县令抓了几百个人关在监狱里，却迟迟处理不了，鲜于侁接手处理这些案子，几天就处理完了。元丰二年(1079年)，鲜于侁被任命为扬州知府。神宗皇帝对他说：“扬州是个重要地方，长期以来没有好的知府。我亲自选择了你，你要好好治理那里啊!”鲜于侁在扬州时，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押解回京，路过扬州。因为有人存心要害苏轼，故意把事情渲染得天大海宽，案情是很严重的。苏轼的一些亲戚朋友就害怕了，有的甚至急于表白自己和苏轼没有什么关系，而鲜于侁却要去看望苏轼。有人劝他说：“你和苏轼是好朋友，平日往来有不少文字书信之类的东西，最好把它烧了，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为此而获罪。”鲜于侁说：“欺君负友的事，我不忍心作。我和苏轼是老朋友，去看他是忠义之事，如果为这事而受处罚，是我甘心情愿的。”他还是冒着受牵连获罪的危险去看望了苏轼。鲜于侁刚直不阿，清正廉明，受到了朝野正直人士的一致称赞。苏轼就称赞他“上不害法，下不伤民，中不废亲”。司马光也说：“像鲜于侁这样贤能的人，不应该让他去地方上做官，而应该让他在朝中起更重要的作用。可是山东一带天灾人祸非常严重，又需他去治救那里。怎么才能有像鲜于侁这样的人才百来个遍布在天下呢?”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被投进监狱。由于政治压力巨大，他的朋友几乎都和他绝交了。他被从湖州遣往御史台狱，路过扬州时，时任扬州知州的鲜于侁一人独自前往看望。面对挚友，苏轼既感动又担忧，劝鲜于侁将平时两人来往的书信和文字全部焚毁。鲜于侁说：“欺君负友，吾不忍为；以忠义分谴，则所愿也。”此等肺腑之言，何其难得。半年前苏氏路过扬州，曾在鲜于侁为他专设的宴席上，写过一首《西江月》：“三过平山堂下，半生弹指声中。十年不见老仙翁，壁上龙蛇飞动。欲吊文章太守，仍歌杨柳春风。休言万事转头空，未转头时皆梦。”鲜于侁后来官做到集贤殿修撰，在作陈州知府时，卒于任上。鲜于侁善于作诗，常与苏轼、文同、司马光等名贤唱和。他的诗风平淡清新，著有《诗传》《易断》。